勿將添加膨鬆劑的司改餵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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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5 第4053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聯合報黑白集 聯合／妨害司法罪會被吃案嗎？ 聯合報社論 聯合／勿將添加膨鬆劑的司改餵給人民 經濟日報社論 經濟／四小龍的世紀之變 民意論壇 反制中共 但別讓對岸找到挑釁藉口 兩岸解套 主權鬥爭➡制度競爭 聯合筆記／司改大會救司法？ 薛承泰／社會責任是「偽君子」嗎？ 救低薪 不能只靠基本工資 司改遺忘兒少生存危機 諮商門診 把糾結說出口 媽媽的養護 長照2.0幫不了 漲郵資 郵票竟無法湊數 聯合／妨害司法罪會被吃案嗎？ 聯合報黑白集/聯合報 被外界批評是「放天燈」的司改會議終於落幕了。對此，法務部提出五大改革主張，但毫無意外，其中並不包括是否制定「妨害司法公正罪」。邱太三只說，將徵詢各界意見；但外界不免擔心，這會不會又被吃案了。 近年最具體的妨害司法公正案例，莫過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幫柯建銘關說全民電通背信案是否上訴，結果檢察官確實未上訴。此案四年前曾掀起全國矚目的馬王政爭，馬英九至今仍困於此案衍生的洩密案泥沼；問題是，涉及關說與被關說的人，卻沒一個有事。 當年在那般的政治氛圍下，制定刑法「妨害司法公正」罪刑尚且無疾而終；如今在司改大旗揮舞的氣氛下，卻依舊是波瀾不興。最諷刺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甚至有法界人士將「妨害司法」的矛頭指向媒體，連司法院也作如是觀。如何規範有權力的人，似乎被人們刻意遺忘。 王柯的司法關說案，只是政治介入司法案件的冰山一角。但在立法院和政治圈，這個議題卻成為「禁語」，不僅沒有人提案修法，連討論都寥寥無幾。然而，連最基本的司法獨立保障都不可得，開這麼久的司改會議又有何意義？ 柯建銘在司改會議後說，要立法院對司改會議的意見照單全收，「沒人敢保證」。其潛台詞，就是「立委會有意見」。說白了，像「妨害司法公正罪」這種限制立委和政治人物關說司法的法案，恐怕就是過不了國會這一關！ 聯合／勿將添加膨鬆劑的司改餵給人民 聯合報社論/聯合報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落幕，一如預期，會中出現的歧見遠多於共識，看到的問題遠多於找到的答案。因此，若要以會議結論來推動司法改革，或說這些決議可以回應人民的期待，恐怕是言過其實。除了各界批評為空洞，民進黨團也宣稱不會「照單全收」；在這種情況下，蔡英文總統要求各部門「盡快而堅定」地推動司改，到底要走向何方？ 會出現這種外界看衰的結局，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第一，蔡英文想要回應人民不滿司法的情緒，卻沒有找出病灶，只用「大拜拜」的方式操作，結果當然熱鬧有餘，卻無法對症下藥。第二，司改會議雖遴選了各界代表參與，實際操盤手卻是總統親信的少數人，蔡英文在最後一刻甚至還主導並指導全局，使得國是會議的程序正義變質走調。第三，許多司改委員對若干議題（如兒少及性別議題）刻意忽略，卻對蔡總統裁示事項唯唯諾諾，這種向權力稱臣的會議，正當性自然受到質疑。 先看這次司改會議的主題，定調為「讓司法回歸屬於人民的司法」，即充滿民粹意味，也充滿弔詭。什麼叫「人民的司法」？法律的作用，本來就在規範人民的行為及保障人民的權益，並透過受過訓練的專業司法人員來執行。司法判決不可太違背人情義理，司法文件的措詞要平易近人，司法人員的觀念要與時俱進以求「貼近人民」，這些都是司法可以自行改革之處。但蔡總統卻要求讓「國民法官」走進法庭，讓市井庶民參與審判；這在「成文法」國家的台灣，真是提升司法品質的合理設計嗎？ 歷經九個月的討論，我國要不要採取「陪審制」或「參審制」，在司改會議中始終無法達成結論，原因就在此一制度涉及的變化太大，讓大家取捨難決。尤其，陪審員要如何產生，他們在審判中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如何，如何避免少數陪審員的個人成見左右審判結果，都是必須認真思考的。否則，貿然引進「國民法官」陪審刑案，不僅將造成審判更易受到威脅利誘，而且更可能導致法治基礎的流失。一旦出現像中共文革時期的「人民公審」，或像今天網路世界的「酸民公審」那樣的「眾口鑠金」情境，司法還有什麼冷靜面對真相的餘地？ 我們無意否定司改國是會議的全部成就，畢竟，經過這些時日的討論，司法體制中有些積弊或灰塵逐漸浮出，即使未列在會議結論之中，也有必要善加清理。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那些被蔡總統列為重點、並要求相關部門定期提報進度的項目，有些並非真正切關緊要的議題，把焦點放在這些事項上，可能反而耽誤司改的正常運作。尤其，若把全副心神放在「國民法官」這樣的設計上，那就像在司改大餐中加入過多膨鬆劑，企圖把「人民的司法」這塊大餅做得很大，裡頭其實只是增加了更多空氣，而沒有真正的法治質量。那樣，非僅改革不了司法，恐怕還會導致司法正義的倒退。 這樣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觀察蔡英文上任後的施政模式，無論是年金改革、一例一休、前瞻計畫、乃至能源轉型，都充滿了好大喜功、包山包海的心態，司法改革亦不例外。舉例而言，等不及把新的再生能源提升上來，就急急先將核電廠關掉，導致台灣供電不足。再如，因為不知如何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就胡亂拼湊出八千八百億的前瞻計畫，想用散槍打鳥來振興經濟。又如，口口聲聲社會正義及世代正義，但年金改革只改到公教人員，接下來就難以為繼。其中原因正是：政府的瞻矚和執行能力，完全與它的夢想不相配。 司改會議謝幕後，政府未獲多少掌聲，蔡英文的支持度卻跌到兩成九的新低。這個數字，也許就是民眾拒絕再吃政治膨鬆劑的訊號吧！ 經濟／四小龍的世紀之變 經濟日報社論/經濟日報 「四小龍」，是一個上世紀的名詞與概念，好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愈來愈少被人提到了，但台灣、韓國、香港與新加坡在發展環境與形勢上，還是有著許多類似的問題與挑戰，仍然有必要把它們放在一起來觀察分析。 先從韓國最近的一個事情談起。韓國教育部宣布，從2019年開始，全國小學五到六年級教材將標註漢字及其讀音與釋義。 韓國自古以來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漢字在韓國也曾一直是主流文字，然而二戰後民族主義的興起讓韓國人開始排斥漢字。隨著漢字退出韓國人的日常生活，由之而帶來的麻煩愈來愈多，因為韓文是一種名為「諺文」的表音文字，僅能用於表音，不能滿足作為一種文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需求，因此韓國國內要求漢字復活的呼聲愈來愈高。蓋洛普2014年的民調，有超過一半的韓國人認為，不懂漢字會感到生活不便，有67%的韓國人贊成在學校教科書中並行漢字。韓國的例子顯示出一個國家要擺脫「路徑依賴」並不容易。 「路徑依賴」同樣發生在香港與台灣身上。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之前是殖民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英國的紐帶相當牢固；再者，由於近代中國大陸政經形勢的動盪，一波一波來自內地的移民不少有著反共的心路歷程，因此九七回歸以來，眼看香港快速地「融入」整個中國，及面對中國大陸發展態勢明顯強過香港，許多香港人心態之複雜與難以調適可想而知。 台灣也有著類似的發展背景。先有50年的日本殖民，1949年兩岸分治後又有50年的反共親美教育，現在二、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民普遍有著親美日而疏大陸的心態傾向，因而面對著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難免也出現了許多調適困難。 比較例外的是新加坡，新加坡也有長久英國殖民的歷史，但作為一個有智慧的政治家，李光耀一直能讓新加坡在西方價值與華人價值中取得較好的平衡，也讓新加坡在美國與中國兩強間顯得優遊從容，左右逢源。然而這種高端的政治平衡術隨他去世之後似乎式微下來，當前的新加坡執政當局看來也同樣面對著中國快速崛起帶來的巨大挑戰。 曾經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共同創造亞洲四小龍金字招牌的台、韓、星、港，為何如今已不再瀟灑不再亮麗，甚至矻矻踫踫，時不時面對一些困境與窘境，主要還是因為發展的大形勢出現了大變化，但四個地區的政府與人民多數仍陷於「路徑依賴」之中，來不及調適。 四小龍在上世紀下半葉得以異軍突起揚名立萬的大時代背景有三個：一、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大趨勢；二、四個地區都有著威權政治下的高效率政府，及一批高素質的勞動力；三、中國大陸錯誤選擇了計畫公有封閉的發展體制。因此當時四小龍的傾美傾日抗中疏中的路徑選擇是基本正確的，老天也不吝嗇地對這四個地區的打拚努力給予「四小龍」這塊金字招牌的最大獎賞。但必須看到，這樣的成就，其中既有著「必然」的成分，即自身的努力與正確的選擇，也有著「偶然」的成分，即中國大陸因為歷史的錯誤而走入了三千年歷史的最低潮。 時移勢易，原來的偶然終究祇是一個偶然，中國大陸在發現錯誤之後，1979年開始決定改弦易轍，重新向市場經濟及民營體制回歸，並逐步與全球化接軌，這一轉變，讓中國大陸走出歷史發展的低谷，重回中國從來就是世界第一的常態。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國GDP從1978年的全球第15，迅速回升到目前的第二，並可望在大約十年後重登第一，是一種必然。上個世紀的四小龍，縱使優異條件不變，包括高素質的人民及高效率的政府，如果看不清發展大形勢的變化，仍一味沉溺於以往數十年的「路徑依賴」之中，繼續地傾美傾日疏中抗中，那麼時不時面對著各種困境與窘境，當不令人意外。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過去的四小龍可別再看不起菲律賓了，時間也許很快就能給出答案。 反制中共 但別讓對岸找到挑釁藉口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聯合報 外界均關注習近平政權能否穩定地跨越中共十九大，「寧左勿右」的政治表態，成為中國大陸權力鞏固盤整階段各黨政部門的必然現象。反映到兩岸關係或外交層面，就會出現較為強硬的作為和姿態，對我產生外交上與國防上的壓迫。對這些行徑，我國當然要有所作為，否則何以安定民心，但也不要給對方找到藉口進一步挑釁或發動戰爭。 在十九大政治報告定稿之前，我國因應之道，應當是在維持法理現狀的立場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害人權法治、破壞區域和平的行為，提出事證予以具體的揭發與批判。特別是在攸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小動作意圖創造新的既成事實，我國必須堅定地回應並有強硬的作法，否則也將會影響到人民對於國家的信心。 我們如一時不能突破一個中國的框限，則宜揚棄不正常國家觀，建構特殊國家論，發展平行於傳統外交的非典型外交，也就是如美國台灣關係法的模式，朝實質強化我國在各國和國際組織中的特殊國家法人地位安排來作外交的努力。而此則需整合我國國家對外資源以及一切國際友台力量，一起影響各國的中國和台灣政策。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與發展與海外反共華人社會的關係，特別是已進入各國主流社會的華裔群體，更是我們需要照顧與加強聯結的重要部分。非典型外交的戰略布局中，應當要善用外交、僑務乃至於教育學術、經濟貿易等政府資源與政策工具，全力創造出友台的國際氛圍和環境。 此外，在中國大陸權力過渡階段，或可以我們的民主價值與法治思維，對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發生影響力，刺激其黨國內外將民主轉型列為新一代領袖競爭與甄拔過程思考方向。 對於中國大陸以專業參訪名義來台的黨政部門人士，政府並不宜以拖延或擱置其入境申請的方式，來做為報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統獨區別對待我國人士的手段，因為最終影響的或是受傷害的，都是我國社會團體及其所舉辦的活動。 二○一○年十二月立院曾通過〈禁止中共人權惡棍入境〉決議案，我建議政府認真考慮，透過公開透明機制，邀請專家學者或利害關係人進行聽證與審查，調查公告「人權惡棍」清單，限制入境。同時可與國際的人權問責機制合作，作為對中國大陸的反制作為。把反制目標，由決策層面縮小到執行層面，加諸壓力於執法者個人，可避免全面與對岸黨國體制決裂，也可對具體的個案當事人，如劉霞和我國的李明哲產生人身保護的作用。 兩岸解套 主權鬥爭➡制度競爭 李允傑／空中大學公行系教授（新北/聯合報 不論是賴清德的親中愛台說、柯文哲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或是蔡總統的新模式，都是泛綠陣營試圖在九二共識之外，尋求打開兩岸僵局的嘗試。對北京而言，不論是法理台獨、柔性台獨、文化台獨，只要是搞台獨，兩岸沒有妥協的空間。另一方面，兩岸分隔六十八年，本土意識滑向台獨意識比例上升，每年增加的天然獨青年墊高台獨民意基礎。這就是當前民共僵局的結構背景。 就兩岸實力消長與國際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如果陷入統獨對決，當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台灣的民粹主義激烈對撞，對台灣非常不利。因此兩岸的競爭軸線，應從民族主義的邏輯轉為民權主義的邏輯。從統獨主權之爭，轉為政治制度之爭，才有解套的可能。 試想，如果中國變成了民主國家，在面對分離主義運動，會使用包容尊重的民主制度來解決，如同英國允許蘇格蘭以統獨公投決定去留；加拿大允許魁北克進行統獨公投。民主國家會用民主制度方法來解決統獨問題。藍綠政黨在統獨問題上其實是有交集的，也就是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權；藍綠政黨的共同利益，在於堅持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期待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兩岸的統獨之爭自然迎刃而解。 只有中國民主化，台灣主流民意即使選擇統一，也會因為中國大陸是民主法治社會而比較安心；假設台灣人民選擇獨立，也會因為中國是尊重包容的民主社會，和平獨立公投才有可能進行。 台灣最不智的策略是，在兩岸實力對比懸殊下，推動激進的台獨主張，招致中國極端的民族主義對撞，傷害台灣，也讓北京當局藉著民族主義，拖延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台灣要有趨吉避凶的智慧，以軟實力柔化中國大陸，善意引導中國民主改革，而非激化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抬頭，導致兩岸玉石俱焚。 因為「獨立沒能力、被統不願意」，「維持現狀」就成為台灣社會不分藍綠的最大公約數。所以對台灣最有利的兩岸戰略，就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等待時機，找到對台灣最有利的兩岸互動模式，建立新的兩岸政治關係，以確保兩岸永續和平。 堅守中華民國憲法是維護台海和平的法寶。中華民國憲法在台澎金馬的實施，證明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存在，只是治權的管轄範圍縮小。這部憲法不但有一中的保護傘，更提供了中華民國政府主權獨立的金鐘罩。 我建議，中華民國總統應公開宣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同屬中華民國」。一方面可解除北京對台北政權走向台獨的疑慮；另一方面既然大陸地區在法理上仍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揭櫫的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也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這就提供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關心大陸民主改革的正當性，讓兩岸從主權的零和鬥爭模式，轉向兩岸制度的良性競合模式。 聯合筆記／司改大會救司法？ 蕭白雪/聯合報 備受民眾期待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歷經約半年的討論後落幕，洋洋灑灑數百項的決議，司法院、法務部各自推出優先改革法案，但民眾可感受到司法會因此改變？ 當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時，提到要召開司改國是會議時，現場響起如雷的掌聲，可見許多人對這場司改國是會議抱有高度的期待；官方強調此次司改會議特色是加入民間的聲音，卻有委員在總結會議上直指，人民的聲音真的有被引進？真有對話？ 有委員形容這是放天燈會議，有熱血委員花費幾個月心血許完願後，卻發現天燈不知道飛到那裡去；代表原住民的委員看完總結會議的報告，更驚覺原民議題「連水花都看不到」。 「人民參與審判」是蔡總統上任時的承諾，被視為重中之重的司改議題。 陪審、參審吵半天沒結論，多少比例法官收賄的說詞卻已先重傷司法；司法院最後創設「國民法官」，希望讓「國民感情」進入判決，但未來很可能也會出現，只要裁定或判決的理由有違民眾的日常生活認知，再高尚的理念也挽不回民心；更不論新制要付出的訴訟成本，正義的經濟效益該怎麼算？ 法務部宣示自我改革的檢察人事民主化，一審票選主任檢察官新制才上路，就因三中案破功，基層票選第一名的檢察官，因曾簽結蔡正元的中影案，平日再努力、受肯定，依舊敵不過政治現實。 屢遭外界質疑的終審法院法官任命權，總結會議時，一再表決，直到通過修正案才落幕，有委員私下質疑：這程序合法嗎？ 姑不論現場委員有幾個人搞得清楚修正案實質內容為何，在講求「正當程序」的司改會議上，這種場景何其荒謬。 一九九九年的全國司改會議後，司法體系有不少改變，增加的人力、新血素質並不低，但若以民調論成敗，目前民意對法官、檢察官的信任滿意度卻遠低於十八年前，若說台灣現今的司法比十八年前退步，未免不盡公平。 多位委員在歷經前後兩次司改會議後，都不希望十八年後還要再來一次；諷刺的是，沒有人敢打包票，十八年後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滿意度，會因這次的改革而提升，這是民眾的無奈，也是司法的悲哀。 薛承泰／社會責任是「偽君子」嗎？ 薛承泰/聯合報 進入廿一世紀以來，由於全球化風潮以及地球村的形成，「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ＳＲ）成為新流行語彙。先是企業爭相實施，將其營利所得一部分拿出來做公益，不論是對其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員工家庭、社區、社會弱勢、環境等做些回饋，甚至發展成為志業，永續經營。 四年前我曾在一場演講中，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是「偽君子」！許多人看到我打出的字幕嚇了一跳，當下一張字幕出現「人為君子」時，他們即恍然大悟！首先我以傳統儒家對君子的期待，也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來說明「君子」；然後從現代企業的角度來說明，將利潤回饋給利害關係人，減少剝削，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其實也是投資自己。 總之，企業、社會與環境三者，盡可能取得平衡，才可以永續。所以，只要能持續走下去，就是「人為君子」；如果只是應景，為了博取好感或名利，那就是「偽君子」！當然，許多企業一開始做了「偽君子」，這並沒有關係，只要經過體會與反省，「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經過調整繼續走下去，即能發展出「人為君子」！ 回想四十餘年前，我在大學二年級擔任了系學會總幹事。因為是「社會學系（含社會工作）」，常標榜關懷弱勢；於是照往例，組織師生去探訪養老院，同學們也很熱心募集一些物資，同時系學會也向學校申請交通補助，最後作好了紅布條上面寫著「台灣大學社會系訪問＊養老院」字樣，搭乘遊覽車浩浩蕩蕩前去「關懷老人家」。 院方通常會引導參觀院區，開放幾間房舍讓同學自由參觀，和長者聊天並致贈一些日常用品。最後進入交誼廳和院長與工作人員座談，離開前大夥拉開紅布條一起合照。這張照片不久就會出現在系刊，甚至隔日的報紙，昭告社會「大學生關懷弱勢」！ 座談時，有同學問院長，「我看到有幾位年輕人，幫老人家作菜，有人則是打掃清潔，請問院方僱了多少位？待遇如何？」院長沒有回答。在車上，我告訴那位同學，她們是志工，是＊工廠員工，利用周日一大早到市場買了食材，然後搭公車一個多小時來到養老院，默默的來默默的走！同學一時語塞… 那時我已感受到「偽君子」與「人為君子」的差別，那些志工年齡和我們差不多，看到台大學生，透露出羨慕的眼神「你們好棒！」她們可能不知道，台大學生有多少是出生在不愁吃穿的家庭中，到大學畢業都未必幫自己的父母煮過一頓飯！ 最近教育部將社會責任推廣到大學，展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ＵＳＲ計畫）」，內容雖缺創意但仍具意義。日昨ＵＳＲ計畫放榜了，大學幾家歡樂幾家愁？我相信教育部能找到專家來審查計畫，但不認為實施計畫的過程，教育部有能力判斷好壞。因為，就像科技部研究計畫的申請，不少學校是在期限快到時才趕出來的，有多少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拚命寫計畫是為了爭取經費，成果報告則變成經費報銷的憑證；當計畫到期沒有補助時，那些宏遠的社會責任會持續下去嗎？那才是真考驗！當年我們去探訪老人院時，每人交了五十元來「關懷弱勢」，如今教育部是把老百姓的納稅錢交給大學「實踐社會責任」，誰比較像「偽君子」呢？（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救低薪 不能只靠基本工資 趙文衡／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聯合報 日前財政部公布的台灣薪資統計顯示，台灣低薪情形仍相當嚴重，月薪低於二點三萬元的人數高達一二九萬人，卅歲以下有三分之一是低薪族。 儘管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有相當幅度成長，但實質薪資卻停滯，顯示絕大多數人並未享有經濟成長的果實。一直以來，我們窮盡所有方法，動員大量政府與社會資源，追求經濟成長，目的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就是要提高人民福祉，而不是為少數人累積財富。 台灣低薪現象觸及經濟成長最深層的問題，包括它的意義與存在價值。停滯的薪資顯示，過去十幾年我們努力的結果都是白費，投入越多資源，人民福祉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使分配更為惡化。讓我們懷疑到底追求的是誰的經濟成長？ 這種「低薪成長」的發展模式不具備自我延續的內在動力，無法找到穩定的均衡點，最終會走向崩潰。除社會產生對立，人才出走與消費不足是由低薪產生的兩大致命傷，也會是向下拖垮經濟的漩渦。 低薪是經濟發展不能承受之重，是一切不幸福的來源，是撕裂社會的禍首，也是政府最需優先處理的項目。低薪問題不解決，經濟不可能永續成長，社會也不能脫離纏困已久的悲情，企業也不可能在平靜的環境中發展。 台灣低薪問題並非無良企業所造成，而是因為一些結構因素使然。這結構因素很難改變，欲徹底解決需要時間與智慧。短期政府所能做的即是儘量運用政策工具，協助建立完備的給薪制度，並確認投入資源全民均可受益，才能放心推動經濟成長。當然，訂立最低薪資是最基本的工具，此外，尚可運用以下策略： 第一，以員工薪資做為政府資源分配的一個重要考量。政府在補助企業、提供減稅誘因或標案招標時，可以參考企業的薪資水準與員工分紅比例，做為優先補助或給予標案的標準。 其次，在此次稅改中，維持未分配盈餘加徵十％的賦稅，以此做為企業提高員工分紅的誘因。在本年度員工分紅比例不低於前一年的前提下，企業可以將十％的加徵稅負中的一定比例分配給員工，而該部分可從稅負中減免。若企業決定將所有未分配盈餘加徵十％的賦稅分派給員工，則可獲得全額減免。 第三，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中的加薪條款，已切中要害，針對低薪的中小企業提供加薪誘因。未來可考慮參考新加坡的方式，採用累進式的補助法，以增加中小企業持續加薪的動能。 薪資停滯宣告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經濟政策的失敗，未來必須重新整裝，尋找新的模式。除了產業政策需鼓勵高薪產業的發展外，改善分配問題也有助於薪資成長。政府可以雙管齊下，才能擺脫台灣永無止境的低薪困境。 司改遺忘兒少生存危機 何素秋／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聯合報 司法國是會議在喧鬧聲中落幕，但關乎全台灣四百多萬人口的「兒少保護」卻重重拿起輕輕放下，然後當下一個兒虐事件或兒少死亡事件再次發生，我們只能再次痛心。如果現有的兒少基本生存權都無法保障，就算成立再多個少子化辦公室，也難讓夫婦放心生育下一代！ 台灣兒少保護在超過卅年的努力後，事故傷害、嬰兒猝死症候群、自殺、他殺仍在零至十七歲兒少十大死亡原因榜上有名。甚至，當兒少死亡事件或暴力案件就發生在國家矯治系統內，卻幾乎沒有機制能夠確實查核。相較於嬰幼兒受虐致死舉國哀痛，在封閉矯治系統中死掉的孩子，社會往往因為他們的非行行為而較無法獲得關注，於是孩子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人間。 我國的兒少保護一直是借鏡英語系國家，這些國家在兒少安全的維護上，也從初始的危機介入發展到目前的預防模式。一九八○年代開始在全美各州推行的兒少死亡檢視機制就是最好的典範。死亡檢視制度發展至今，全美有超過一三五○個死亡檢視團隊，檢視年齡從零歲到十八歲或廿一歲不等，許多州與郡更是逐案檢視轄內的兒少死亡事件，並將檢視的案件上傳到全國系統。 透過長期的資料追蹤及研究，指標性的加州沙加緬度郡報告便發現，近半數的兒虐死亡事件加害人曾是兒虐受害者、黑人小孩的死亡率是白人對照組的兩倍、嬰兒因睡眠造成的死亡案件與兒保轉介具有統計上的相關性、半數少年自殺個案都有精神健康的家族史，這些研究發現更有利政府行政團隊和非營利組織發展預防性的處遇方案。除了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也都各自發展普及性的兒童死亡檢視制度。 從英語系國家的經驗可以明顯感覺到，國家對於兒少人權的重視，不僅只是口號式的政令宣導，更包括實質性的預算提撥和根本性的司法介入與立法保障。衛福部每年公布的國人十大死因是好的開始，透過具體數據讓社會各界對於兒少死亡的發生狀態有清楚的圖像。然而，我們更需要法務部、司法院、執法人員從基礎著手的兒少保護行動，看見每一個死亡統計數字背後的生命故事，賦予死者及其家屬以及所有關心兒少事務的人真正的公平與正義。 諮商門診 把糾結說出口 林思妙／退休教師（高雄市）/聯合報 看了聯合報關於生命線志工人力短缺的報導，內心五味雜陳。廿多年前，我崩潰的那一下午，對著電話狂哭，哭了十多分鐘，那端志工很耐心、真誠的陪伴我，沒有催促、煩躁。直到現在，我還是很謝謝那位志工！ 後來我留職停薪再回校讀書，預約學校的諮商師（免費），數次的晤談，讓我看清了很多迷思，知道自己的力量，找回迷失的信心。彷彿再生，復職後除了授課外，學生的情緒是我最關注的，就是傾聽、了解、在紊亂時陪他一段。 前些年，我遇到難關，想找諮商師，但昂貴的費用讓我想到替代方案。先掛號大醫院精神科，然後申請諮商。缺點就是要預約，等個幾天、一星期，等到時煩惱或許已經解決了，或更嚴重了！ 曾經看過一篇訪問，一個精神科醫師離開大醫院自己開診所，他的理念就是想在病友尚未很嚴重時，及早治療。但我真的很期盼有諮商門診，而且健保能多少給付一些。其實一開始，就能找人談談，或許糾結就解開了，也不會發展到需要找精神科醫師。畢竟精神科醫師不會花一小時與你晤談，且基本上以開藥為主，而且很多人還是忌諱到精神科就診的（坊間診所美化為身心科）。 現在生活壓力只會愈來愈多，不分年齡層的人也都有許多情緒困擾。若能有諮商門診，讓此時此刻陷在泥沼中的人，有個拉住的力量，或許就可免受吃不下、睡不著的痛苦，吃藥的人口不會那麼多，而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的悲劇可減少發生。 媽媽的養護 長照2.0幫不了 鄧欣榮／教（台南市）/聯合報 我九十歲的媽媽有輕微失智，在家時，因為「黃昏症候群」緣故，導致家人與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多次想送她至養護中心，她都以「覺得被子女遺棄」及「不願子女多花錢」等理由，而不同意入住。七月初她在臥房跌倒，摔斷髖關節，送醫開刀；經由此次「契機」，我們在手術一周後，以「名為術後復健，實為入住養護中心」方式，哄她住進去。 養護中心費用加上其他如尿片、可能產生的醫療等費用等，一個月大約三、四萬元。我打電話詢問國稅局，養護中心相關花費，綜合所得稅申報時可否抵免？國稅局答覆是：「醫療費用可抵稅，非醫療費用則不能」。 我們慶幸尚可負擔媽媽養護所需費用，但也因此無法獲得任何來自政府的補助或是協助，即便是「抵免個人綜所稅」亦不可得。政府喊得震天價響的長照2.0，對我們而言，又有何用？ 漲郵資 郵票竟無法湊數 鍾邦友／高職教師（高雄市）/聯合報 八月一日起多項郵資調整，平信五元調至八元、印刷品三點五元漲至六元、明信片二點五元變五元，掛號則是廿五元變成廿八元，原本我對反應成本的漲價沒有異議，但中華郵政慢半拍的政策因應卻讓人心生怨懟。 像要寄平信或掛號，原若有自家備存的五元或廿五元郵票，需再補三元差額，印刷品、明信片要多二點五元。但各郵局都買不到差額的郵票，也沒有一元、一點五元等可資湊數的較小面額。 郵資調漲醞釀多時，從六月下旬宣布到實施也有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唯一準備好的竟然只有八元及六元郵票，甚他均付之闕如；更不要說超商等代售點，仍僅有五元及三點五元的，只能以三點五元代替三元或二點五元，民眾只能自認倒楣。如此缺乏前瞻的行政效率，如何與民間業者競爭？ •蘋果「太空船」新總部 顛覆矽谷風貌 蘋果新總部所在地曾是惠普一個雇用9000人的園區。過去10年，古柏迪諾周遭城鎮的風貌也翻新了，因為科技巨頭已使矽谷轉變為全美房地產最貴的地方之一。 •音樂家除了精神疾病，還容易罹患飲食失調？ 想當音樂家嗎? 或許除了諸多現實的考量外，還有下面這個和健康相關的理由，值得注意。根據調查，音樂家有很高的可能性，會有飲食失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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